《周学道校士拔真才》出自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三回。这里节选了前半回﹐讲周进为望获功名而“哭”疯的故事。作者吴敬梓着力塑造了一个在科举制度束缚下﹐为求功名失去人格尊严、迂腐低能的文人形象﹐深刻揭示了清代科举制度对文人本性的戕害。文章中有许多对周进在贡院疯“哭”的细节描写﹐“撞死在地下”“放声大哭”“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满地打滚﹐哭了又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等﹐整一个撒泼耍赖的形象﹐斯文扫地。作者就是通过这一系列夸张的描写对周进式的读书人进行了嘲讽。不过这些叙述描写﹐初看夸张可笑﹐细品却悲哀心酸﹐它把一个老童生渴望中举又没能中举的心酸、悲伤、痛苦的心理刻画得人木三分。当听说有人愿意为他捐监生时﹐周进“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只要有机会中科举﹐读书人的斯文与尊严都可不顾﹐真是令人又悲又怜又叹。文章描绘的是清代科举文化下的读书人形象﹐涉及了许多清代科举文化知识﹐如贡院、进场、纳监、会试、进士等﹐如果懂得一点清代科举文化知识﹐则能更深刻地领会这篇文章的深意。清代科举承袭明制﹐规定科举必经学校﹐若能成为国子监学生将会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诸多便利。成为监生﹐就可以参加科举﹐只要通过科举第一场乡试﹐成为举人就有资格人仕为官﹐开启人生康庄之路﹐更不用说通过会试、殿试以至进士及第。清代监生来源众多﹐对周进这样的普通学子来说﹐一般要经过童试、院试成为秀才﹐才有可能被地方学校推选去参加乡试或人国子监。由于各种原因﹐周进年逾六十还是个老童生﹐无缘监生﹐科举更是遥不可期。而在周进等读书人看来﹐科举人仕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从基本的生计到远大的荣利皆系于科举。所以来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科举乡试会场贡院时他会痛不欲生、痛哭流涕﹐当有人出钱给他捐监生实现他科举愿望时会铭感五内、感恩戴德。小说里﹐周进以监生为起点﹐连过三场﹐最终进士及第﹐授官任职﹐得偿心愿。因此从清代科举文化背景看﹐作者对周进等读书人既有嘲讽亦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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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科后》是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此诗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孟郊进士及第之后。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孟郊金榜题名后的欣喜欲狂之情与得意忘形之态。作品的格调虽不高﹐但胜在心理神情刻画得细膩生动﹐酣畅淋漓。古人科举不易﹐进士及第更难﹐故有“五十少进士”之说。孟郊前后曾参加过三次科举考试﹐前两次皆名落孙山﹐第三次才得第登科﹐时年四十六。古人准备科举之寒窗苦读何亚于当今学子之高考彻夜鏖战?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活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古人读书辛苦可窥一斑。寒门庶子在尚无功名时又得忍受物质的清贫﹐孟郊曾有不少诗歌表现了他凄怆寒苦的生活。如“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苦调竟何言﹐冻吟成此章。”(《苦寒吟》)“孤骨夜难卧﹐吟虫相唧唧。老泣无涕洟﹐秋露为滴沥”(《秋怀》其一)等﹐渲染出孤独、病老、凄寒、萧索之意境。对孟郊而言﹐多次落第后的精神压力与痛苦也是生命难以承受之重﹐“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落第》)﹐“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再下第》)。因为品尝过科考之难、之苦﹐所以成功后便心花怒放。这种狂喜之情又如何能抑制?此诗与李白《早发白帝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情绪相类﹐皆可谓诗人生平一大快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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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原载《战国策·齐策六》。公元前284年，燕昭王联合赵、魏、韩、秦、楚等国攻打齐国。昭王派乐毅为将，带兵长驱直入，很快攻占了齐的国都临淄，又连下七十余城，齐国只剩下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两座城池，也被燕军重重包围。即墨守城长官战死后，田单被共推为将军，指挥部众据城拒燕。田单一面加强城防守备，派人到燕国行使反间之计，让燕王以骑劫为将取代了乐毅，分化瓦解了敌人力量，一面做了许多鼓舞士气的工作。这首诗，就是田单在战争极为危急的关头唱出来鼓舞士气的。

    首句“可往矣”，意思是：去吧!去战斗吧!去同敌人拼死一搏吧!为什么要去战斗呢?以下连用三个排句，说明必须奋起战斗的原因。“宗庙”，天子或诸侯祭祀祖先的场所。由于封建帝王把天下据为一家所有，世代相传，故宗庙常作为国家的代称，这里即用此意。“云曰尚矣”，清黄丕烈谓：“此‘曰’字当作‘白’。‘云白’者，‘魂魄’之省文。尚，读为惝，即《说苑》之‘魂魄丧矣’也。”(见《〈战国策〉札记》)近是。“党”，处所。国家亡了，魂魄丧了，就要无家可归了，到了如此地步，难道还能不起来同敌人拼命吗?抓住要害，激励士兵决一死战。语气急迫，感情强烈，字字句句皆从肺腑中喊出，极具感染力、鼓动力和号召力。

    田单亲自同大家一起修城挖壕，把自己的妻妾和亲人都编到队伍中，并亲自分发酒肉，犒劳将士，与士兵同甘共苦。又以反间计让燕军在城外尽挖齐人祖坟，焚毁齐人祖先尸骨，导演出一幅“宗庙亡矣”的具体图景，结果城上的即墨人看了，无不万分悲愤，号啕大哭，痛心疾首。在这个基础上，再辅以歌谣鼓动，于是收到了“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若(这)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的强烈效果，终于同仇敌忾，用火牛阵大破包围即墨的燕军，并进而一举收复七十余城，取得了反燕战争的辉煌胜利。

    *注：今本《战国策》首句作“无可往矣”，三句“曰”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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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

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猃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历代注者关于它的写作年代说法不一。但据它的内容和其它历史记载的考订大约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的可能性大些。周代北方的猃狁(即后来的匈奴)已十分强悍，经常入侵中原，给当时北方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灾难。历史上有不少周天子派兵戍守边外和命将士出兵打败猃狁的记载。从《采薇》的内容看，当是将士戍役劳还时之作。诗中唱出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的情怀。

    全诗分六章，前三章叠出，以采薇起兴写薇由作而柔而刚，而戍役军士远别家乡，历久不归，思乡之情，忧心不已!作者写道：山薇啊，你发芽了，出生了，我们总该回家了吧!但转眼又是一年，我们都顾不上家室，这却是为何呢?为了猃狁入侵之故，我们连好好坐上一会儿也来不及，也是为了猃狁之故。我们需要攻战!又到了采薇的时候，薇叶长大了，枝叶柔嫩，这下总该回家了肥!心里的优伤如此炽烈，为战事奔波，忍饥挨渴，我们戍期未定，谁能替我们带回家信!出薇长得粗壮刚健了，这下该回家了吧!已是阳春十月了!可是王事没完，还没法闲暇，忧伤的心情好不痛苦，却无人相慰劳!四、五两章是写边关战事繁忙、紧张：那盛开的花是什么?是棠棣之花!用花之盛起兴，喻出征军伍车马服饰之盛：那好大好大的是什么?那是将士的军车，兵车既已驾起，战马高大雄健，战事频繁，军队又要迁徙，岂敢安居?驾着四匹昂首高大的公马，军将们坐在战车上，步兵们蔽依车后，战马威武雄健，兵士手中的象骨的弓和鱼皮箭袋时时佩在身边，猃狁的侵战如此强大猖狂，岂能不日日加强戒备?这两章写的是猃狁的凶悍而周家军队盛大的军威，纪律严正，卒伍精强。但是戍役的生活也是艰辛而紧张的，这些都是作者用写实的笔法来写的。第六章则笔锋一转，写出征人在还乡路上饱受饥寒，痛定思痛的哀伤心情：想起出征之时，那依依杨柳，枝茂叶盛，而此时风雪归程，路远，天寒，又饥，又渴，可谓十分狼狈而又凄苦。晋人谢玄把“昔我往矣”四句论为三百篇中最好的诗句。在文学史上影响极大。常为后世文人反复吟唱、效仿。由于《诗经》素以浑厚、质朴著称，这类如此凄婉动人的作品确属不多。因而他便成了《诗经》抒情作品的一个典范而为历代文学家所称颂。

    这首诗的主题是严肃的。猃狁的凶悍，周家军士严阵以待，作者以戍役军士的身份描述了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遣戍役，守卫中国，军旅的严肃威武，生活的紧张、艰辛。作者的爱国情怀是通过对猃狁的仇恨来表现的。更是通过对他们忠于职守的叙述——“不遑启居”、“不遑启处”、“岂敢定居”、“岂不日戒”和他们内心极度思乡的强烈对比来表现的。全诗再衬以动人的自然景物的描写：薇之生，薇之柔，薇之刚，棠棣花开，依依杨柳，霏霏雨雪，都烘托了军士们“日戒”的生活，心里却是思归的情愫，这里写的都是将士们真真实实的思想，忧伤的情调并不降低本篇作为爱国诗篇的价值，恰恰相反是表现了人们的纯真朴实，合情合理的思想内容和情感，也正是这种纯正的真实性，赋予了这首诗强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从写作上看，他和诗经的许多作品一样用以薇起兴的手法，加上章法、词法上重沓叠奏，使内容和情趣都得以层层铺出，渐渐深化，也增强了作品的音乐美和节奏感。全诗有记叙，有议论，有景物，有抒情，有心理描写，搭配错落有致，又十分妥贴，因此采薇一篇确是《诗经》中最好的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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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昭君出塞的故事，也是石崇《王明君》诗的本事。晋时为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昭”为“明”，所以石崇这首乐府诗题为《王明君》。石崇写道：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嘉，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王明君》属乐府相和歌中的吟叹曲。《旧唐书·音乐志》说：汉人因怜昭君远嫁匈奴，为作此歌，原辞失传，石崇是依旧曲作新辞。
    这首诗通过王昭君远嫁匈奴的种种遭遇和幽怨哀伤，抒发了诗人对晋王朝无力抵御外辱的愤慨。诗开篇两句就将王昭君出自汉家、远嫁异域进行对比，为整首诗定下了哀伤悲凉的基调。进而抓住昭君登车将行之时的细节进行描写，诀别的话还没说完，远嫁的前驱车辆就已举起了启程的旌旗。仆从马夫都痛哭流涕，就连驾辕的马儿也悲哀的嘶鸣。此情此景，让昭君更加悲伤欲绝，不由落泪沾湿朱缨。昭君抵达匈奴以后，当上了呼韩邪单于的阏氏，住的是与汉宫迥异的蒙古包。呼韩邪单于死后，他的第一任妻子所生长子雕陶莫皋继任单于。依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昭君又改嫁雕陶莫皋，仍为阏氏。尽管从匈奴的习俗来看，这应是很高的礼遇。然而对于深受汉家礼教文明教养的昭君而言，虽然身份显贵却并不是什么荣耀，尤其是连作两代单于之妻简直称得上是遭到凌辱。面对这样的遭遇，她既感惭愧，又觉惊恐，以致难以忍受。长期的荒漠生活，让昭君倍增思乡之情。她欲死不能，只能默默忍耐。而这种百无聊赖的苟活，又让她常常忧思郁积。她极度的孤独寂寞，仰望着那荒漠草原上东去夏来的大雁，心中倍感艳羡，她多么想借着大雁的翅膀，远离这孤苦的生活回到家乡。可那南飞的大雁却并不顾惜她，无奈的昭君只好久久地在荒漠上彷徨。自由翱翔于蓝天的大雁，映衬着身陷殊类的昭君，此情此景，怎能不催人泪下？而诗里“匣中玉”与“粪上英”的鲜明对比，又进一步突出了昭君客居异乡的痛苦。昭君痛切地感叹：朝华不足嘉，甘与秋草并。在异域作清晨开放的花朵都不值得赞美，只要能回到汉家，哪怕生活在秋草之中也是心甘情愿的。这是昭君思乡心切的肺腑之声！在石崇所处的晋王朝，边患频仍，朝廷对匈奴等外族也无力控制。诗末“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就是在告诫后世，依靠远嫁和亲并不能解决民族矛盾，从而揭示了造成昭君悲剧人生的社会原因。
    石崇《王明君》是较早出现的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乐府诗。继石崇之后，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张仲素，宋代诗人王安石，元代诗人耶律楚材，近现代董必武、郭沫若、曹禺、田汉、翦伯赞、费孝通、老舍等作家学者都有围绕这一题材的作品问世。历代以来的昭君题材文学创作在体裁上也不拘于诗，元杂剧《汉宫秋》、明传奇《和戎记》和杂剧《昭君出塞》、清章回小说《又凤奇缘》等都以各不相同的创作方式演绎着这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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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花简称梅，原产我国，素为我国人民所喜爱，被赞为花中之魁，因而为中国历代诗人所普遍吟咏。宋代诗人陆游有《古梅》诗一首，对梅花称赞之极：
    梅花吐幽香，百卉皆可屏。
    一朝见古梅，梅亦堕凡境。
    ……
    最早在古诗中提到梅花的是《诗经》中《秦风》的《终南》篇：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
    说明当时的终南山曾有梅花生长。而终南山位于长安（即现在的西安）之南，这就表明在《诗经》产生的时代里长安是生长梅花的。但到现在，无论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梅花，在西安附近都已绝迹了。这是因为，梅花虽然耐寒，但它只能抵抗-14℃的最低温度，如果气温下降到超过这一最低温度，梅花就不能生长了。而梅花的这一耐寒习性在长时期里是不会变化的。据此，我国当代已故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通过搜集整理历代诗人对梅花的赞吟，从中确定梅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长地的变化，从而推论出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气温的变化。这就是竺可桢先生所倡导的物候学方法。比如，竺先生就曾用此方法论证了唐、宋两朝在气候的温寒上有着明显不同。他是这样来论证的：
    到 8世纪初，梅树仍生长于长安的皇宫之中。因为唐玄宗李隆基时（712-756），妃子江采萍就曾因其所居之处种满梅花而被称为梅妃。而诗人元稹（779-831）在《和乐天秋题曲江》一诗中，也曾谈到曲江的梅。其诗的最初八句为：
    十载定交契，七年缜相随。
    长安最多处，多是曲江池。
    梅杏春尚小，芰荷秋已衰。
    共爱寥落境，相将偏此时。
    诗中明确指出，在他所生活的唐代，位于长安南郊的曲江池还种有梅花（“梅杏春尚小”）。
    然而，到了11世纪初期（已为宋代了），华北地区已不知有梅树（其情况与现代相似）了。著名宋代诗人苏轼（1037-1101）已作诗哀叹梅花在关中地区消失：
    开花送余寒，结子及新火。
    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
    苏轼还特地在第三句后自注云：“关中地不生梅。”表明在苏轼生活的年代包括长安在内的关中地区已见不到梅花了。也正是因此，与苏轼同时代的王安石（1021-1086）也曾写有咏红梅的诗一首：春半花才发，多应不耐寒。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
    进一步说明，由于北方人久不见梅花，因而已不识梅花为何物，以致将其视为杏花了。
    由此，竺可桢先生就运用物候学方法（通过分析动、植物生命活动现象与气候、节令之间的内在关系，来研究世代气候变迁的一种方法）作出推论：既然上述所引古诗表明，唐朝时长安地区还有梅花生长，而到宋朝时，同样的地区已不见梅花生长，而梅花的耐寒习性在唐朝或宋朝时必然是相同的（都只能抵抗-14℃的最低温度），那就而梅花的耐寒习性在唐朝或宋朝时必然是相同的（都只能抵抗-14℃的最低温度），那就表明，唐朝时的气温高于宋朝时的气温，即唐宋两朝在气候的温寒上存在明显差异：唐温而宋寒。
    进一步分析又不难发现，这种物候学方法蕴含着逻辑推理在物候现象上的具体运用。仍以上述有关梅花的物候学分析为例，其中就蕴含和运用了如下两个推理：
    其一：只有某地区最低气温不低于-14℃，该地区才会有梅花生长
    （元稹诗表明）唐代长安地区有梅花生长
    所以，唐代长安地区最低气温不低于-14℃
    而如果同一地区，以往生长过梅花，而现在却不生长了，那一定是因为其最低气温超过了梅花所能生长的最低气温。于是，我们又有下述推理：
    其二：只有长安地区最低气温低于-14℃，该地区才不会有梅花生长
    （苏轼与王安石诗表明）宋代长安地区已无梅花生长
    所以，宋代长安地区最低气温低于-14℃这两个推理所运用的推理形式都是必要条件假言推理，而且都是形式正确（通过肯定后件而肯定前件，推理符合逻辑规则）和前提真实的推理，因此，它们的结论也必然是真实的。这样，再将两个推理的结论比较一下，自然就可得出唐、宋两朝气温不同，唐温而宋寒了。可见古诗词不仅给人以艺术享受，有的还包含着各种物候资料和信息，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似也可由此而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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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著名诗人苏轼写有一首历来被誉为“史诗”的《荔枝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
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全诗形象而深刻地揭露了由于封建帝王的穷奢极欲、地方官吏不惜媚上取宠，将各地名产名品争相进贡的弊政。
    诗的前四句描写汉代帝王为了吃到南方进贡的新鲜荔枝而刻不容缓急如星火的情景。正如苏轼在“永元荔枝来交州”一句的自注中所说：“汉永元（‘永元’是汉和帝刘肇的年号——引者）中交州（今两广南部——引者）进荔枝龙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死亡，罹猛兽毒虫之害者无数。”接着的四句，则描写了唐代从南方传送荔枝的情景。由于荔枝十分娇嫩，为了使荔枝在运输过程中不致腐坏，保证杨贵妃能吃到新鲜的荔枝，让“宫中美人一破颜”，唐明皇不惜使尽一切办法，威逼运送者把荔枝从远离长安的四川涪州（“天宝岁贡取之涪”的“涪”即指“涪州”，今为原属四川所辖的涪陵县，今属重庆市的涪陵区），以最快速度送到长安，以致“惊尘溅血流千载”，不知摧残了多少人的宝贵生命。全诗表现了诗人对受难民众的深切同情，对封建帝王奢侈腐朽的愤怒和控诉。
    在欣赏和领略了诗的上述主旨以后，我们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由这首诗所提出一个令人极感兴趣的问题：无论是交州还是涪州，它们都远在长安的数千里之外，在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的条件下，是如何能使新鲜荔枝由产地运到京城长安的呢？
    我们知道，荔枝是一种十分娇嫩而不易保存的水果，在25摄氏度的气温下，它也只能保存两三天。但据《新唐书》记载，荔枝“走数千里，味未变”，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单靠缩短运输时间，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因为，即使两千里路程，最快的马也是在两三天内跑不到的。而运送荔枝从南方入贡长安，又经历了从汉代到唐代这么长的时间。这样，人们对之就只能有一种解释：汉代和唐代已经初步解决了荔枝长途运输中保鲜的技术问题。否则，“走数千里”而“味未变”这一事实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显然，这一思维过程就包含着下述这样一个推理：
    只有初步解决了荔枝长途运输保鲜的技术问题，才能将数千里外的荔枝保鲜地运到长安
    汉代（或唐代）已能将数千里外的荔枝保鲜地运到长安
    所以，汉代（或唐代）初步解决了荔枝长途运输保鲜的技术问题
    这是一个必要条件的假言推理，而且是一个从肯定后件到肯定前件的正确的必要条件的假言推理。它的公式是：只有p，才qq所以p
    由于这是一个有效的、即形式正确的必要条件假言推理，所以，当其两个前提为真时，其结论必然为真。而事实上其两个前提都是真的，所以，其结论必然是真的。
    那么，当时究竟是如何初步解决了荔枝长途运输保鲜的技术问题的呢？据现代的初步考证，发现唐代运鲜荔枝的工具是南方盛产的楠竹筒。把一段楠竹两头留节，打穿一头，就做成了一个楠竹筒。把荔枝从打穿的一头放进去，然后再加以密封，这样，楠竹筒就起了保温箱的作用，于是，鲜嫩的荔枝也就能经历较长距离的运输而做到基本保鲜的要求。这样，《荔枝叹》一诗所给予我们的就不仅是艺术美的享受，而且还给予我们用以进行推理，获得新知识的某种信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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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三吏”“三别”，历来被推崇为元白新乐府的滥觞，是叙事诗的名篇。我们且选其一首，稍作逻辑分析，以见一斑。
    本诗以作者（我）暮来晨去的所见所闻为线索，演示了一幕官差抓伕的人间惨剧。全诗通过集中写出老妇人在恶吏面前的悲痛陈述，揭示了一家农民在安史之乱中的悲惨遭遇，塑造了一个经受着命运的无情打击（三男从军，两男战死），最后还代翁赴难的农村老妇的悲壮形象。全篇句句叙事，主题明确、一贯，层次清晰、恰当，前后呼应，步步深入，是一首叙事简练、意蕴丰厚、爱憎强烈、倾向鲜明的好诗。从逻辑的角度看，则可以认为是一首高度体现篇章结构内在合理性和严密逻辑性的诗作。下面，我们仅从其后一方面作些分析。
    从总体来看，正如我们前面刚指出的，全诗的主题是通过老妇对其一家在战乱中悲惨遭遇的血泪控诉，暴露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拉伕抓丁的残酷性。按此，诗的前四句是对当时情景的扼要介绍。“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把老妇不得不开门出去应付恶吏的情景，写得真是惊心动魄。“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把诗的主题在人物关系上反映了出来，极其概括而形象地写出了“吏”与“妇”的尖锐矛盾。二者的一“呼”一“啼”、一“怒”一“苦”，有力地渲染出恶吏的蛮横和老妇的悲痛，这就为老妇的痛苦陈述描绘了更为沉重而惨痛的气氛。接下来，通过“听妇前致词”，也就是通过老妇回答官差的陈述，把诗的主题具体而深刻地揭示和展现开来。
    首先，由“三男邺城戍”到“死者长已矣”这五句，说明家中三个儿子一个不剩地上了前线，而且，两个已经战死。这是对官差查问家中是否有男丁时的答话。
    其次，“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两句，说明家中已无成年男人，只有一个尚在吃奶的孙子。这显然是对官差查问家中是否尚有未成年男丁时的答话。
    再次，“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两句，说明正是因为还有一个孙子在吃奶，所以，这个儿媳还未出走。这明显地是对官差追问家中是否还有壮年妇女的答话。
    最后，“老妪力虽衰”到“犹得备晨炊”四句，说明老妪在面对官差恶吏层层紧逼的追问，而看出其抓不到人不罢手的情况下，为了保全媳妇（也是为了保全孙子）和掩护老翁，不得不挺身顶差、慷慨赴难而作出的表白。
    由此不难看出，老妪的答话和表白，不仅显现了官差为了抓丁拉伕而对老妇层层紧逼的追问，而且，也步步深入地展示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战乱中的悲惨遭遇，其内在逻辑性和逻辑力量不言而喻。
    诗的最后四句，交代了官差紧逼抓伕的最后结果：“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表明老妪确实已被官差拉走了；因此，“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所表现的，则是老妇被拉走后，儿媳痛失婆母、孙子痛失祖母和老翁痛失老伴的呜咽声。把战乱中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整篇诗就紧紧围绕主题而依次展开，既有背景的介绍，也有人物间矛盾关系（通过“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显示，同时，也有情节发展结果的交代，前后呼应，彼此关照，层层深入，一环紧扣一环。不仅显示了作品通过含蓄而生动的形象来刻画典型事件的高超艺术技巧，也显示了作品篇章结构的严密和强烈的内在逻辑力量，这正是作品所以具有极其巨大的感染力与震撼力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我们也就可以从中领悟到：一篇诗作，特别是一首叙事诗，其篇章结构具有严密逻辑性的主要要求和主要表现：
    第一，必须主题明确，而且一以贯之。
    第二，情节的展开必须符合事件自身固有的内在发展逻辑（自然进程），因而能够体现出明晰的具有逐步展开或逐步深入的逻辑层次。
    第三，必须是首尾呼应、前后关照的。其含蓄中的省略和言外之意，必须能合理地想象，也就是能合乎逻辑地予以推出的。
    我想，以上几点或许就是《石壕吏》一诗所显示的篇章结构的内在逻辑力量之所在吧！因此，这或许也就是它对于包括诗词创作在内的一切文学创作所提供的一种重要启示和启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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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诗人王昌龄写有题为《从军行》的组诗七首。其中之一为：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这是一首刻画边疆戍卒怀乡思亲的深挚感情的诗。笔法简洁、含蓄而意境深邃。首尾不过四句，而意境却逐步递进，句句深入，把主题一步步的展开和揭示出来，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从逻辑的角度说，可以认为这是一首较为全面地体现了篇章结构的内在逻辑的好诗，它具有极严密的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的逻辑特色。
    诗的开头一句就点出了这是在青海烽火城西的戍楼上。青海的烽火城本来就是一个荒凉的地方，荒寂的原野，四顾苍茫，本身就容易引起戍卒的愁思，再加上身处百尺高楼的瞭望台上，一望无际，更显孤寂。第二句又点出时间正值黄昏时分，戍卒独坐在孤零零的戍楼上，遥望家乡的亲人，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更何况又从沙漠瀚海中吹来阵阵凄冷的秋风，更是使人倍添愁肠。第三句进一步写出，恰好在这种情况下，又传来了幽怨的羌笛声，而吹奏的又是使人凄然伤神的《关山月》曲调，就像亲人在声声呼唤，又像游子在声声叹息。此情此景，孤寂地处身在黄昏戍楼上的游子，更是情何以堪！最后一句，想到妻子在万里之外，独守闺房，更使戍卒的愁情难以排遣了。
    不难看出，短短的四句诗，就这样从地点、时间、笛声等不同方面进行渲染，从而把戍卒的怀乡思亲的愁情一步步深入地展示开来。到诗的最后一句，更将那戍卒积郁在心中的思亲之情，集中地通过深闺妻子的万里愁怀而突现出来，把征人和思妇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把戍守边疆的士卒的愁情刻画和描绘得深沉浓郁、委婉动人。这从古诗的创作手法而言，是讲究所谓层递；而从逻辑的角度说，这就是注重篇章结构的逻辑：围绕主题，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一步步深入展开，一句句加深渲染，从而不仅体现出篇章结构由起点至终点（首句至尾句）的层层深入、相互呼应的内在逻辑，也体现出艺术形象的创作过程同逻辑思维进程的内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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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齐己，写有如下题为《早梅》的诗一首：
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
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风递幽香出，禽窥素艳来。
明年如应律，先发望春台。

    这是一首由修改“数枝开”为“一枝开”而闻名于世的诗（这一点，我们将在另文中分析）。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这首诗所体现出来的另一个鲜明特色：全诗紧紧围绕着对早梅的咏颂，通过对梅花傲寒品性和素艳风韵的刻画所显示出的艺术形象的创作过程同逻辑思维进程的一致性。
    首联一、二句，对比“冻欲折”的万木而衬托和颂扬了梅花“孤根独暖”的性格；第二联三、四句，用山村野外的一片皑皑白雪为背景，描绘了孤梅一枝独放的奇丽景象；第三联五、六句，刻画了因梅花的“风递幽香”而引起“禽窥”早梅素雅芳洁的情态；第四联七、八句，语义双关，以梅花在明年必将应时而先发“望春台”的憧憬来寄托自己对未来的不甘寂寞和雄心抱负。可见，全诗相继从梅花的孤根“独暖”到“一枝”开放，再到一枝的“素艳”飘香，最后再到对梅花未来（明年）的展望，层次清晰、层层深入地对梅花进行了赞颂，同时，也寄托着作者对自身怀才不遇、孤芳自赏而又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感遇和心境。
    不难看出，这里通过对诗句内容的分析而显现的艺术创作过程及其形象思维进程，完全是同逻辑思维的进程相一致的。它完全符合普通逻辑的规律，首先是同一律的逻辑要求：基于任何思想都有其自身同一的性质，因此，同一律要求思维活动及作为其成果的任一思想都必须保持其确定和同一；就篇章结构而言，论述什么主题，就必须自始至终地论述什么主题；论述的内容当然可以多方面展开，但必须紧紧围绕同一主题。同时，论述的层次应当符合主题所描绘对象自身展开的自然进程，因而必须是合乎逻辑的，即层层深入的、循序渐进的……而这一切，在《早梅》一诗的艺术创作和想象中，得到了非常清楚而完满的显示。
    比如：如前所述，全诗的四联都是紧紧围绕对早梅的赞颂而逐步深入地展示其形象和情态的：全诗自始至终赞颂了早梅凌霜斗雪的孤高气质，首尾一贯地突出了一个“孤”字（由首联的“孤根独暖”到二联的“一枝”，到三联的“独”递幽香，最后到四联的独自“先发”），也突出了一个“早”字（“孤根独暖”是“早”，“一枝”独开自然也是“早”，“禽窥素艳”也是因其“早”，而“先发望春台”自然也是“早”）。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作者以鲜明的艺术的形象所显示出的艺术想象和创作过程是完全符合逻辑思维的进程、符合逻辑思维规律的要求的！
    可见，艺术创作所依据的形象思维固然不同于哲学、科学所依据的理论思维，但是，它们作为人类思维整体的一个侧面，总有其相通、契合之处。因此，它们所遵循的规律虽然有异，但是，它们之间不可能是根本对立的、毫不相干的。恰恰相反，《早梅》一诗告诉我们：形象思维的进程和艺术想象、艺术创作的过程，大体上也是符合一般逻辑思维的进程、符合普通逻辑规律的逻辑要求的。或许，这也正是《早梅》一诗所给予我们的一点启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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